各种婚书见证婚制百年沿革

　　记者捡起一份红色的婚书，问：“你为什么要在这张婚书上面注解‘时代的悲哀’？”

　　这份婚书正面是结婚证，背面是张“卖身契”：“自立婚书人韩门牛氏，因夫病故，订婚人书所留妻有养愿改嫁，上夫留其九岁女儿为安门，大洋二百元，其小女当父，当日过门，日后有人争碍，牛相持一面承当立婚为证，民国十七年正月二十九。”

　　张鸿军解释说：“这位妇女因夫病故，把自己和女儿卖了２００块大洋给别人家了，并用结婚证作保。这是典型的自写自卖，旧社会穷人当中很常见，也算是以身抵债吧，就像《白毛女》里的喜儿给地主抵债一样。”

太平天国时期的允婚书

　　张鸿军又拿出一份末代皇帝宣统元年的“童养媳帖”：“今因第一侄女九岁，情愿许于薛宝根第二儿为童养媳，谨将所生年月到于左，及笄后再行完婚，聘礼白银五十两。”这份“童养媳帖”是印刷体，签写人只需要填写姓名、年龄、聘礼、所生子女排行第几等等。由此可见，这一婚俗，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

　　“你看，这叫‘允婚书’：不揣寒微敢攀，名门敬承，媒议愿结朱陈（女方父母姓氏）谨允。这可是稀罕东西啊！因为是袁世凯八十多天皇帝生涯中全国统一印制的，你想想能有多少张？”婚书左下角写的时间为：洪宪元年阴历二月十四。

　　“为什么叫‘允婚’啊？”记者问。张鸿军说：“旧社会结婚，男方看上哪家姑娘了，就写一封求婚信，由‘牙客’（专门从事婚事接洽的人）或媒婆提亲，女方若同意，就会在上面写上一个‘允’字。这就是允婚书，反映了当时民间的一种婚俗习惯。”

　　张鸿军拿起一份民国时期的粉红色的结婚证笑着告诉记者，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叫它“初婚证”，因为那时候，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但是第一次结婚就必须用粉红色的婚书，象征走“桃花运”。

　　记者找到了一份很特别的婚书，上面还印着太极八卦图。张鸿军讲解起来：“你拿的是张算命先生写的，可不要小看它，正是这么一张纸，就可能拆散一对姻缘。它具体意思是说，这家娶的媳妇，因为娘家的屋门朝南开，所以会给丈夫家带来不祥，建议男方不要娶她，必须是屋门朝北，才算合适。反映了当时封建文化是如何制约男女之间美好爱情的，想想咱们现在，社会进步了，青年男女可以自由恋爱结婚了，这多好啊！”

　　让张鸿军遗憾的是，藏品中还缺少“休书”，因为“休妻”是古代封建社会一种特殊婚俗的表现，女方视其为耻辱，很少人愿意保留，物以稀为贵，所以流传下来的就很少了。就好比是现在的“离婚证”也比其他婚书收集难得多。

民国时期的“卖身契”

　　１８年收藏乐在其中

　　张鸿军从小就是一个喜欢收集的人，到现在还存有很多邮票、明信片、奖状、小人书，都是这些年不断从各处搜集来的。

　　１９５４年的一天，张鸿军照例去买邮票，发现信封里夹着一张结婚证书。上面还印有婚姻法的内容，在落款处看到一枚方形印记，他挺好奇：这公用的印章都是圆形的，为什么这个会是方的呢？方形印一般是民国时期流行的才对啊。后来，一次到外地收购奖状的经历让张鸿军得到了第二张结婚证，上面也印着婚姻法的内容，只是和以前的有所不同，张鸿军开始对婚姻法注意起来。

　　“现在的婚姻法，已经是第４次颁布的了。以前你要是个干部，娶媳妇都要查对方三代出身，现在拿着户口本自己就去办了。从这结婚证里面，你就可以了解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张鸿军对记者说。

　　１９８９年，张鸿军开始专心收集结婚证。他订了专门的收藏杂志，从上面获得藏友们的联络方式。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江苏，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跑遍了全国许多省份，有时还拿着自己珍藏的物品和对方交换。长期的收集让他认识了许多朋友，但有许多都从未谋面。

　　张鸿军告诉记者：“我们之间都很诚信，从不欺骗对方，浙江有个藏友是通过报纸认识的，没见过面，可是能算得上好朋友。人家很支持我，每次我提出要求，人家都是先把自己的东西寄过来，让我随便挑，喜欢上哪个再通知他，这么多年一直这样。还有个山东的藏友是通过集邮认识的，电话联系很久也没见过，但知道我喜欢这个，于是非要把自己的结婚证给我收藏。”

　　张鸿军还告诉记者，自己珍藏的最爱是一套解放区时期的订婚书，用了１８００元外加很多“袁大头”换来的。去交换的前一天，自己躺在床上，最后一次摸着那些“袁大头”哭了一夜，只有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终究还是想通了。从开始收集到现在，几乎花去了自己的全部家当。记者问：“你把家当都花进去了，家里人不埋怨你啊？”

　　“非但不埋怨，而且还很支持，老伴儿还经常催我跟藏友写信打电话，家务活我从来没有干过，天天忙着收集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呢。”

　　张鸿军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个展览，他告诉记者，现在收集结婚证的人还不多，只有吉林省和浙江省的几个地方有人收集，所以特别希望能办个展览，哪怕是在别人的展览上展出也行，只要能把这些婚书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了解一下古代婚姻习俗，自己就非常高兴。

　　张鸿军说：“从这些婚书中，找到了一种文化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