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不是建新村

　　羊城晚报：形式还在，但里面什么也没有了。

　　冯骥才：对！旅游开发是商业操作，一定要挑选“卖点”，是卖点的就拉到前台，不是卖点的就搁置一边。这解构了原有文化的整体。因此，把村庄古镇全部交给旅游是不行的，怎么办？必须将文化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进行保护。

　　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不应当是建新村、建洋村，古村落要注重文化的厚重感与原生魅力的保存。但这与官员普遍的文化水平与文化兴趣，大有关系。文化是DNA，经济是GDP，当两者有矛盾，GDP要让位给DNA。有的地方官员就认识到了，但大部分地方没有。我们现在，对文化破坏力度最大的是政府，不是老百姓。老百姓最多是把自己的房子给拆了，只有政府才有力量把推土机开来，来个“剃头”。如果政府觉悟了，那么保护力量最大的也是政府。

　　游走在绘画与写作之间，冯骥才是少见的艺术感悟力高的作家。现实使他更多地思考：文化人在时代变迁过程中应承担什么责任。他觉得痛苦的是，留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守望精神家园的责任应当由文化界承担，但现实中，我们的文人、知识分子不少在旁观。

　　更喜欢“知识分子”概念

　　羊城晚报：您曾呼吁文化人把书桌搬去田头山野，但抢救民间文化的速度似乎比不上破坏的速度，您觉得自己五年没有写一部小说的牺牲值得吗？面对一些批评，比如说您是作家怎么不写小说，不务正业等等，您怎么看？

　　冯骥才：我不认为这是种牺牲。至于说作家，我更喜欢“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你知道吗？巴黎如果没有三位作家，就不是今天的巴黎。雨果写下《向拆房者宣战》，捍卫巴黎历史的尊严；写《卡门》的梅里美，成立了历史建筑保护监督委员会；马尔罗，前法国文化部长，提出设立文化遗产日。这个行动在欧洲被广泛借鉴。

　　因此，我认为我是在一个更大范围的写作，在文化大地上写作，这是更重要的写作，是用行动来代替笔的写作方式。

　　提案获肯定设文化遗产日

　　羊城晚报：您也以提案形式提出了设立我们的文化遗产日。

　　冯骥才：是的。去年得到了肯定，国务院下发通知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羊城晚报：您希望人们在这一天怎样过？

　　冯骥才：在法国文化遗产日这一天，当地搞诗歌朗诵会、设古代画展、让孩子们参观或画古建筑，或为保护某项文化遗产发起募捐之类的活动。我希望我们也能这样。要保住我们文化的根，就要保护文化遗产。

　　十多年来冯骥才四处奔走，搞拉网式的文化摸底普查，建立民间文化保护基金会，为了给基金会筹款，他不停地画画、卖画，一度画肿了手腕。他在尽力挽留中国的飞檐翘角、雨榭楼台、年画砖雕，不让它们淡出视野，退出记忆。

　　历史更要站在明天看现在

　　羊城晚报：有不少人觉得，民间文化、民俗都是没多少文化的老头老太太在弄，这有多高的文化含量呢？甚至有人觉得属于“大浪淘沙”应淘掉的，可为什么您却那么重视？

　　冯骥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文明转型期，大量的东西正在更迭与流失。比如过去做年画的，画个门神，神气生动，纯手工的，里面也有审美，第二年就撕掉贴新的，他并不觉得可惜。可以说这是一种生活的年画，现在我们再回看那个时代的东西，就是文化的年画。我们要用文化的眼光去重新看它。那个时期人们特有的审美形态、审美的味道，是这个时代没有的。

　　什么叫历史，不光是站在现在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柏林墙要拆除的时候，全世界的博物馆都到了，100万美元买一块。他们为什么要买？他们就是从明天的眼光来看它。

　　·记者手记·

　　“圈”里人都唤他大冯。高大，1.92米的身板，当过专业篮球运动员，走到哪儿都抢眼；博大，艺术领域内他几乎是个全才，诗文书画无一不通；名大，驰骋文坛，名满天下，即使你没读过他的小说，也该读过收入小学课本里的那篇《挑山工》。

　　虽然才高名盛，大冯却很谦和。那天北京降温，他走出宾馆来接我们，在一间小小的、暖气不足的接待室里与我们长谈。不谈自己，不谈过去，谈的都是每分每秒可能流逝的民间文化与城市记忆。皱眉、叹气，他把焦虑写在脸上；奔走，呼吁，他把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像背十字架一样背在了身上。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一哥”，近年来，冯骥才活跃于民间文化保护的各种场合，挽救老街区、寻访老艺人，记录老歌谣。有人说，他留在公众视线中的是这样的背影：在粗鄙文化卷起的狂风前挥舞长矛，显得有点力单势薄。不过，他的执着，让人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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