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高歌天下闻

    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不久，朱仲禄报名考入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学三分部（简称革大三部），这是一个专门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成立的速成机构，设在邓家花园。1950年8月，他们这一期革大学员就要毕业了。在毕业晚会上，朱仲禄大展歌喉。他的歌声引起了参加毕业晚会的“西北文协采风团”成员音乐家关鹤岩、陈川静等人的兴趣。在他们的帮助引导下，朱仲禄对花儿这一民间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之前的1949年10月，朱仲禄就已被刚刚成立的甘肃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去进行直播演唱。这花儿第一次通过电波传向外面的世界。

    “他不仅是一个好唱家，而且也是一个好作者和研究者。在他的一生中，正式发表于各种刊物的论文，评论至少在150篇以上。像朱仲禄这样集演唱、创作、研究于一身的三栖花儿内人，在花儿艺术史上前所未有。”

    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创造了多个花儿之最：

    1950年国庆，朱仲禄在北京先农坛举行的“各民族大团结联欢会”上，唱了他新编的青海花儿《毛主席如咱亲爹娘》，第一次将花儿带入了北京的正式场合。

    1952年，他为电影《太阳照亮了红石沟》配唱了三首花儿，第一次让花儿走上银幕。

    1953年，作为西北地区的代表，他将花儿唱入了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中国唱片出版社也发行了他演唱的花儿《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和酒曲《尕老汉》，这是花儿史上的第一张唱片，汇演后，他又在中央音乐学院讲授了花儿，第一次将花儿带进了高等学府。

    1954年，他又选编了一本《花儿选》，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二本与花儿有关的书（第一本是张亚雄的《花儿集》）。

    余音绕梁成绝唱

    张君仁认为，朱仲禄之所以能被称为花儿王，与他所做的这些花儿之最的事密不可分，也和他对花儿进行的一系列整理工作密不可分。在关鹤岩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他对花儿中流传最广、变体最多、影响最大的《河州令》进行了分类。

    这次分类，将《河州令》按照乐曲风格等进行了初步的类型划分。在朱仲禄的建议下原来的长令《上去个高山望平川》被命名为《河州大令》的同时，又把其他一些曲调分别划分为《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在朱仲禄改编创作的众多花儿曲调中《下四川》和《花儿与少年》最引人注目。1956年夏，为了参加“聂耳音乐周”的演出，朱仲禄和作曲家刘烽共同创作了大合唱《下四川》。

    张君仁先生介绍说，《下四川》原是流行在甘肃东部及宁夏六盘山地区的一首山歌，1953年朱仲禄从甘肃礼县采集到了这首山歌，当时原词是这样的：

    “羊吃路边的青草哩，我唱山歌调调哩，掌柜手拿菜刀哩，要宰我的羊羔哩。”

    “这首歌经过朱仲禄先生的改编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虽然旋律原曲调主题形成了常见的三段式结构，而歌词则用河州花儿的形式进行再创作，表现了全新的内容：

    “一溜溜山来两溜溜山，三溜溜山，脚户哥下了四川；今个牵来明个牵，天天牵，夜夜晚夕梦里见……”这就是河州花儿中有名的《下四川令》。

    1956年冬天，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朱仲禄又与作曲家吕冰、舞蹈家章新民等人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这部抒情歌舞的基本素材取自于民间音乐。其中的舞蹈动作来自民间社火“八大光棍”，音乐则来自于民间小调《蓝桥相会》、《四季调》和《五更调》三首歌曲。

    “朱仲禄提供了上述音乐舞蹈、服装、道具等素材，并以他最熟悉的河州花儿格式编写了歌词，全曲中除了《四季歌》是由石殿烽配词外，其余大部都采取了河州花儿的形式。”

    如果没有对甘青民间音乐、民俗文化的熟悉和了解，就不能提供适当的创作素材，对当时的西北歌舞团来说，没有朱仲禄，也不会有今天的《花儿与少年》。

    张君仁曾经多次采访花儿王朱仲禄。他说：“朱仲禄不仅很直，而且富有激情。我清楚地记得每次拜访朱仲禄先生的情景，走路腰板挺直，说话直爽且嗓门很大，但这并不是耳朵不灵敏，而是性格决定的。尤其是富有激情，容易动感情，像所有的具有天赋的音乐家那样，语言、演唱、手势并用，讲到感情激动时，往往声泪俱下。”

    从张先生处得知，2007年4月，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了朱仲禄生前的最后一张唱片《西北花儿王》，并获得了中国“金唱片”奖，这张由张君仁博士选编并撰稿的唱片，是对朱仲禄先生一生花儿演唱事业的总结。

    如今，一代花儿王远离而去，留下的是响彻天地间的花儿曲调，远远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他的歌声：“哎吆吆……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平川里一朵白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