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年前，山西长治叫潞州，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前曾经以临淄王的身份兼任潞州的地方长官。这位喜好艺术的翩然皇子把宫廷里精美的堆绢工艺带入民间：以各色丝绸锦缎为原料，拼贴成人物花鸟、奇珍异兽。绫罗绸缎已然花团锦簇，再用它们作画，那是何等光泽。上世纪60年代，政府将这种工艺定名为“堆锦”。

　　长治堆锦研究所所长必成并非出身于堆锦世家，在24岁前他甚至不知堆锦为何物。那个时候，他不曾想到，日后数十年的时光都和堆锦密不可分；更不曾想，这门延宕千年险些失传的艺术，会在自己的手上得以传承。

　　3个月掌握制作工艺

　　穿过一条深巷，见到一幢3层小楼，这就是山西长治堆锦研究所。必成年过花甲，但说话仍是北方汉子的高声大气：“堆锦作为一种装饰画，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具有浮雕效果，被称为软体浮雕、立体国画。”

　　自唐代至明清，堆锦都是皇廷和富商大贾收藏的珍品，价格极其昂贵，普通百姓难得一见。山西乔家大院内至今还收藏着清代的多幅堆锦，但都已黯然蒙尘，只能依稀辨认当年浮华的轮廓。清末民初，国难迭起，晋商逐渐式微，制作堆锦的手工艺人也逐渐萧条，最后只剩下李氏一家。

　　1915年，艺人李模和儿子李时忠、李时庸带着他们制作的堆锦《春夏秋冬》四季条屏漂洋过海，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银奖。这是堆锦第一次在国际舞台抛头露面，其独特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引来世人惊叹。

　　回忆这些往事，必成颇为感慨。 然而，他真正开始和李家后人学习堆锦却是50多年后的事情了。踏上这条道路，又是因缘际会中的一次巧合。

　　1953年，李家后人响应国家公私合营的号召，在长治市油漆裱糊生产合作社组成堆锦小组，把家传的工艺扩大为小规模生产，制作的堆锦作品作为国礼馈赠给朝鲜和前苏联。1964年堆锦小组增至150余人，其后的一年中，仅仅出口美国、英国的堆锦作品就达到3万幅。1966年“文革”开始后，破四旧的革命小将几番打砸，堆锦图纸失落，样品被毁，老艺人李时忠病逝，李家所剩的唯一传人李时杰也被批斗。

　　此时，必成是一位因画毛主席像而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和许多长治百姓一样，他从没听说过堆锦这种东西。1968年，长治市工艺美术厂将必成招进厂，让他学习用堆锦制作毛主席像，李家的传人李时杰也被重新请到工厂。无论是刻意保护民间文化，还是因为当时的需要，这一举措使得堆锦在“文革”期间罕见地生存下来。

　　“那时堆锦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我们做毛主席像，也只是做出人物的轮廓，面部五官都是画上去的，立体感并不强。”在必成印象里，他完全掌握堆锦制作，不过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并不是什么难事”。

　　“十分之一的毛主席像都是我画的”

　　必成办公桌的正对面，挂着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堆锦。画面上的毛泽东意气风发，面部的表情、衣服的流线自然天成。我们的采访就在这幅堆锦下一直持续到午夜。

　　高中毕业前后，有了一定油画功底的必成开始画毛主席像，一些单位、许多造反派纷纷找他要画。“当时全市至少十分之一的毛主席像都是我画的。”1966年11月25日，在天安门西侧的第一观礼台上，必成还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因为我父亲是全国劳模，我得到了一张观礼台的票。”叙述这段往事，必成面孔涨红，“毛主席出来时，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就知道喊‘毛主席万岁！’”必成所站的西侧观礼台占据地利，从他的角度看城楼上的毛泽东，面部表情清晰可见。“毛主席在城楼上大约呆了30分钟，他冲我们招了招手，我激动得忘乎所以了，只会不停地喊。因为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一天，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40多年过去了，天安门前的这一幕仍清晰如昨天。

　　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大多数人一样，必成对毛主席有一片虔诚之心。这种特殊的情感，也成了必成制作毛主席堆锦像的精神源泉。

　　“‘文革’期间，厂里用压模成型进行毛主席像的批量生产，但工艺比较粗糙。后来，我一直想把毛主席各个时期的像做成系列，由于工艺没有新的突破，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动手。直到2005年，我在人物面部制作上做了改进，眼窝凹下去了，鼻梁凸起来了，眉毛也是用丝线一根根粘上去的，立体感更强，也更加逼真。我这才开始实施毛主席系列肖像的计划。”说到高兴处，必成走出办公室，到制作间拿来了已经做好的两幅毛主席堆锦像，“2008年，我准备办一个毛主席堆锦像展。”

　　就从52岁开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幅堆锦的出口价格大约400元人民币。而一个资历较高的工人，月工资不过30元，就差不多能维持三口之家的生计。因为堆锦一直都是国家的特需品，在市场上几乎见不到。“文革”时期，必成等人制作的毛主席堆锦像大受欢迎，每个月都脱销，那时主要的购买者也是公家单位。

　　没想到，“文革”结束后，堆锦停产了。工艺美术厂改行生产电池，必成的身份也变成了长治市二轻局技术科科长。1990年，制作堆锦的李氏家族最后一位传人李时杰去世，流传千年的大唐绝艺面临失传。

　　为此，必成忧心不已。1997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保护民间传统工艺的相关条例，机会来了！于是他四处募集资金，组建了长治堆锦研究所。作为一家民间机构，研究所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必成和其他3位同事四处兼职，靠其他收入维护研究所的运转。艰难的时候，必成也免不了心灰意冷。

　　“那些年我注意到，由于国家宗教政策放宽，佛教文化逐渐复苏，但佛教人物是堆锦从来没有表现过的，我就翻阅了大量的佛教书籍。偶然看到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是我们长治市襄垣县人，62岁时到西天取经，比唐玄奘还早500年。他到过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写了《西行游记》。最终，76岁的法显被江西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住持接到了建康道场寺，在那里翻译经书。”必成一口山西腔，用力地吐出了一句话，“人家62岁才去取经，我当时不过52岁，有啥坚持不下去的。”

　　从此必成开始把佛教题材引入堆锦。“那个时候我可没想到，这竟然开创了一条新路。”

　　2001年，必成到北京广化寺观摩该寺收藏的两幅清朝年间的堆锦。交谈中，方丈怡学法师得知必成制作堆锦遇到困难，便先后资助必成30万元。这笔资金，使必成有实力改进堆锦的制作工艺，一方面使画面更具立体感，一方面着手解决堆锦的防腐防蛀。“因为以前都是用浆糊把绸缎粘在一起，很容易引起虫蛀，我们能看到的历史作品顶多两三百年，很难保存下来。我通过化工专家的帮助，研制出一种防腐的粘合剂，现在哪怕保存500年、1000年都问题不大。”

　　堆锦在佛教界名声日盛。2004年，十一世班禅到山西，长治市委、市政府就把必成制作的《观音·文殊·金刚手》赠给班禅；同年，长治市把必成的堆锦作品《关公》、《妈祖》赠送澳门政府；很多宗教人士在北京广化寺看到必成制作的《西方极乐世界图》后，纷纷找他制作佛教堆锦；佛教圣地五台山供有他250多幅作品……

　　午夜时分，必成依然谈兴不减。“现在大部分堆锦作品我都不卖，制好以后放进博物馆。首先要把这个艺术保存下来，通过各种展览扩大它的影响力。”

　　40多年，必成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花甲老人，为了一个民族工艺的延续，他奉献出了所有的年华。“这是我的幸运啊，能看到堆锦重焕光彩的希望。”

　　透过一幅幅堆锦，我们似乎看到了那个远去的盛唐背影，也触摸到丝绸古国的余温。那个华美得让世界仰视的梦想，在必成手中，刚刚打开了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