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芬先生

箫管霓裳　敦煌乐舞 　　王克芬　柴剑虹著

解读敦煌 　　王克芬著

    从一个喜欢唱歌跳舞的小女孩到活跃在抗敌演剧队的演员，再从创作民族舞的编导，最后走上舞蹈史研究的道路，成为学界的权威人物，这条路王克芬走了70多年。少年时她为了逃婚而离家，也曾病倒在心爱的舞台上，但王克芬始终不曾放弃舞蹈，这种坚持成就了她舞界学术泰斗的地位。而自古称为“大家”者，除学识严谨外，更贵在品性高洁，待人谦和。生活中的王克芬有着老一辈学者共有的气质——宽容、内敛，居室装修简单，家具古朴，唯有一排排的书籍和挂在墙上的老照片见证着她半个多世纪精彩的舞蹈人生。

　　●抗敌演剧队接纳了逃婚小女孩

　　王克芬1927年生于四川云阳，父亲是清代科举考试最后一届的秀才。她学龄前便混迹于父亲在家开设的私塾，在似懂非懂中开始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诵读。在这种熏陶之中，培养了王克芬对古文的兴趣，后来研究舞蹈史时需要阅读大量古文资料，她也就不觉得枯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救国必先强身”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在中小学普及体育课，由于学生年纪尚小，王克芬上的云阳女子简易师范学校把体育课变成了唱游课，也就在那时，这个小女孩迷上了学堂歌舞——《麻雀与小孩》、《小画家》和《可怜的秋香》，开启了她人生中最初的舞蹈启蒙。1941年，王克芬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四川省立万县高级师范，加入了学校的布谷文艺社和春的剧艺社。在地下党领导的第六抗敌演剧队（抗战初国共合作时期由周恩来关怀组建的十个抗敌演剧宣传队之一）的指导下，王克芬她们这些进步学生开始接触和排演一些话剧，包括宋之的和老舍创作的《国家至上》，夏衍的《花烛之夜》和曹禺的《北京人》。这些宣传抗战和进步的戏剧不仅使王克芬第一次登上舞台，更帮助她在思想上得到了成长。1944年的冬天，学校临近毕业时的一个假期，王克芬被母亲强迫留在家里订婚。此时的她已经不单单是个喜欢唱歌的小女孩，她读了巴金的《家》、《春》、《秋》，对社会，对人生和婚姻都有了自己的理解。于是趁着回学校参加毕业考试，她离家出走，加入了抗敌演剧队。

　　这个决定成为她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如果不是演剧队的收留，王克芬也许永远不会走上文艺这条路，更重要的是她在演剧队学会了如何做人。“有一段时间，演剧队的生活十分艰难，甚至中饭都开不出来，男队员出去打了野狗煮给女队员和小队员吃，他们自己却饿着肚子跑去操场打篮球。”王克芬一直记着这些事情，她说，在演剧队感受到的团结、乐观、无私的精神是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后来当演剧队的队员生病时，她把自己的戒指和项圈换成钱给队友治病，虽然这是姐姐留给她的仅有的纪念品，但王克芬没有犹豫，“这是在演剧队里学到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与舞蹈结缘　与恩师结缘

　　在抗敌演剧队里，王克芬积累了很多舞台经验，也逐渐显示出了她的文艺才能。1946年，戴爱莲先生回国时教的第一批学生之一隆征丘来到演剧队，王克芬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专门的舞蹈练习。因为演剧队白天要正常演出，王克芬在晚上11时后才有时间上形体课。她从最简单的压腿基本功开始练起，当时的辛苦可想而知，但王克芬坚持了下来。1947年夏，戴爱莲回国，在上海筹备开办了中国乐舞学院。王克芬在隆征丘的邀请下来到上海，凭借扎实的舞蹈功底，投师戴爱莲门下，这师生情谊一牵就是半个世纪。

　　戴爱莲是芭蕾舞科班出身，而她对民间舞蹈也有着很深的造诣，在艺术上的兼容精神十分令人佩服。王克芬回忆说，戴先生精于芭蕾和现代舞，编创的舞蹈《进行曲》演出时一鸣惊人，成为她的保留曲目。在上海，戴爱莲给王克芬的不仅是舞蹈艺术上的指导，还有生活上的关心。当时乐舞学院交费学习的学生人数并不多，而戴先生教自己认为有前途的学生又是全部免费的，生活十分艰苦。她们住在一所殡仪馆的二楼，有时候甚至要吃变质的米。戴先生看不下去了，直接找到宋庆龄反映情况，后来收到了宋庆龄调配的两车救济物资，缓解了她们的生活困难。

　　1949年，王克芬跟随丈夫张文纲由上海辗转去了天津，1952年又调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歌舞团，一边表演一边编舞。在这期间，她们去过很多偏远的山区，与当地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进行义演和采风。在这段时间里，王克芬与当地老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王克芬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有一次在编排“阿细跳月”时，她发了高烧，后来甚至发展到咳血，王克芬只好住进了医院。她这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适合这个舞台，但王克芬又舍不得离开心爱的事业。在两难之际，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的领导吴晓邦先生找她谈话，给她指了一个方向：“克芬，你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利于下基层搞舞蹈创作，不如搞舞蹈研究吧。”就是这句话带领王克芬走进了中国舞蹈史的研究，那年她29岁，是学术研究的新人。那时，她一心想着要在新的舞台上努力工作，并没想到日后自己会在这个领域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