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强巴赤列，男，藏族，1929年12月出生在西藏拉萨。主任医师，中国共产党党员。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政协委员。现任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院长、西藏藏医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卷编辑委员会顾问、《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副总编、《中国医学通史》编审委员、《中医年鉴》编委、《西藏历算学总汇》主编、西藏天文历算学会会长等职务。

    强巴赤列通过4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和探索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藏医药经验，先后编写有关藏医藏药和天文历算方面的论文50余篇，论著8部，科教书13种。成为当代藏医界、天文历算界发表论文论著最多的名医。尤其是他主持编写的《四部医典彩色挂图全集》（藏汉、藏英版）被誉为国内藏医界第一部教学彩色挂图。他的《历代藏医名人略传》《四部医典形象论集》为藏医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分别获1991年中国医史文献图书评比优秀奖和铜奖。

    传统的藏医与天文历算的关系密不可分。他多次深入农牧区，在传统历算内容、气象等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时轮历精要》作了认真细致的修订，并编写了《西藏天文历算学简史及气象经验》和《几年来的历算工作总结》。他将罗睢盘应用于日月食预报和天气预报，扩充了传统内容，提高了预报的准确性。

    另外他主持和参加了四项省、部级重大科研课题，其中藏药治疗萎缩性胃炎和乙型肝炎疗效达96％，获部级科技进步奖。用藏药红景天和茅膏菜抗缺氧、抗衰老、提高免疫作用的研究课题成为西藏开发研究国家级新药的首例。他不仅善于组织指导科研攻关，还为藏医药在国内外交流，建立学术联系作了重要工作。1993年他先后赴尼泊尔、日本、美国等国家讲学。与日本佐治医科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建立了紧密协作关系。他在1993年编写的《中国藏医藏药》一书，约有10 多万字，已翻译成汉文。最近他又开始编写《藏医临床应用学》《忠城的鼓舞，诚实的寄托》等，并为进修生和藏医院在职人员讲授他自己的著作《历代藏医名人略传》和《医德医风》等等。他于1986年获国家人事部授予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证书，1987年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

　　祖父是一位著名民间医师

　　我的祖父多吉坚参是一位传奇式的藏医星算权威。他是举世闻名的藏医、星算专家钦绕诺布大师的老师，曾亲自传给钦绕诺布一个治疗伤寒的秘方，在他去世多年以后的1945年，拉萨瘟疫流行，钦绕诺布大师曾用这个秘方救活了不少病人。祖父多吉坚参曾应邀到不丹王国给王后治愈了疑难病症。他到珞隅地方行医时，还用了一种奇效药丸治愈过一些生命垂危的珞巴族群众。十三世达赖时期，曾重新刻制木板《四部医典》，祖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我的父亲贡觉维色也是一位会采药、制药、诊病的著名民间医师，曾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多仁台吉的保健医生。1924年拉萨流行天花病，他自费从印度引进牛痘疫苗，到农村去给群众接种，挽救不少孩童的生命。

　　一位老尼姑在神像前占卜

　　我出生于藏历土蛇年（1929年）。因为我的耳朵长，头颅大，小时候许多人都说我聪明，其实大脑袋的傻瓜有的是。我的记忆力确实好，能背诵几十万字的医学经典，这多半是我幼儿时吃了父亲配制的藏药"西绕洛培丸"及"央金丸"（智慧药）所致。我学医是一位老尼姑在神像前占卜决定的。记得藏历铁龙年（1940年），那年，我刚满13岁，在哲蚌寺当小喇嘛。一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格桑措姆捎来的口信要我回家。我回到家后，才知道母亲请来一位有名的老尼姑要为我的命运占卜。我和母亲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尼姑面前，她久久端详着我的面孔，念念有词地掷出手中的骰子，然后告诉我的母亲说："这孩子不能当官，当官活不到18岁；如果学医，将来定会造就伟业，成为雪域高原上的大医生。"

　　钦绕诺布破例收下我这个穿着袈裟的少年弟子

　　我的家江孜冲康，坐落在大昭寺西北角的一个小巷子里，是一幢石头砌成的藏式小楼。我祖父多吉坚参在拉萨行医颇有名气，不久就建起了这幢诊疗兼寓所的楼房。因我的父亲早逝，母亲就不得不在此楼下经营日用百货商店以谋生，所以这座藏医诊所渐渐被称为江孜冲康，意为江孜商店。本来我从小就受到藏医世家的文化薰陶，长大以后当医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父亲对行医的前程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一心想让我在噶厦政府中谋一官职，但我母亲根据老尼姑的指点，同时为了家传的医业后继有人，仍然决定让我学医。学医没有名医指点是不行的，于是我母亲带着哈达，领我去拉萨"门孜康巴"（藏医星算医院，即现在的自治区藏医院）拜钦绕诺布为师。恩师钦绕诺布曾担任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首席保健医生，拉萨藏医院的创始人，要拜他为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们谈起我的身世时，钦绕诺布大师想起他年轻时曾从我祖父那里学过医术，一日师，百日恩。于是他便破例收下了我这个穿着袈裟的少年弟子，从此我就踏上了漫长的学医之路。

　　求学年代

　　我的恩师钦绕诺布是一位博学多才、卓有成就的大学者，特别对藏医藏药、五明学、天文星算学有很高的造诣。我本人在恩师的指点下，每天黎明起床，祈祷、 背诵、听课、答辩。经过9年的艰苦学习，我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藏医藏药、天文星算和语音学等全部课程，并能背诵数十万字的《四部医典》和有关天文星算方面的著作。在求学的年代，我除了到恩师跟前聆听学习外，平时就在住处专心致志地读书，没有空闲时间。从那时起，我就奠定了扎实的文化根底。后来恩师常带我到贫民和乞丐聚居的帐篷区去免费行医，贫富的悬殊、世界的不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恩师教导我说："病人是医生的儿女，有钱给治，没钱也要治；当官的给治，乞丐也要治。"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在我学医的启蒙时期，就遇到了一位学业和品质高尚的大恩师。

　　传说中的"白衣天使"

　　藏历铁兔年（1951年）秋天，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开始了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对此有人诅咒，有人疑虑，更多的人则是怀着希望。那年我21岁，作为一名藏医我对解放军医疗队的诊治方法有着极大的兴趣，常常在大街小巷对他们穷追不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我认识到解放军医疗队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与钦绕诺布恩师的教诲是一致的，而且共产党并不像谣传的那样可怕，很像传说中药王城的"白衣天使"。从那时起我就有个愿望，要向西医学习，并且想将藏西医结合起来运用，更好地造福西藏人民。藏历水蛇年（1953年）西藏军区成立了干部学校，他们要求我去任藏语文教师。这所学校很特殊，宿舍是几顶三角形的帆布帐篷，教室在拉萨河畔的白杨林里，学员是一群优秀的共产党军官、医生和政工干事。他们阅历丰富，机敏过人，年纪也比我大。我们很快成了知心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诸如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世界，为共产主义奋斗等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和道理。

　　献给毛主席一串祖传的紫色佛珠

　　藏历木羊年（1955年）我作为西藏青年参观团的一员，从南到北，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工厂、农村、矿山、学校、军营，处处都能感到兄弟民族炽热的情意。特别令我终生不忘的是10月23日那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怀仁堂后花园接见了西藏参观团和我们西藏青年参观团。当毛主席缓步走过来接见我们时，我不顾一切地走上前去与他老人家握手，给他老人家献上了一串祖传的紫色佛珠，并把额头紧紧贴在伟人的大手上，此刻顿觉有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我感到自己与党和祖国贴得更近了。从那时候起，我就树立起加入共产党的赤诚信念，并终于在藏历火猴年（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藏族知识分子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医生，与我同期入党的还有雪康·土登尼玛等。当时作为藏族知识青年之一的我受时代感召，在信仰、行为和思想上来了一次腾飞，走上了一条从爱国人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道路。我入党绝不意味着贪图荣誉、享受和仕途，倒是时刻准备着迎接荆棘、坎坷和牺牲。入党后，一些我一直尊敬和信赖的师长友人对我产生了疑虑，有的甚至与我疏远了，因为入党就意味着对宗教的叛变和背离，许多人难以接受，这就是西藏当时的真实历史。但我始终坚信乌云过后将是晴朗的蓝天，他们终究会理解我的。

　　藏医学枯木逢春

　　1959年3月，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藏医院也屡遭骚扰，被呼啸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恩师钦绕诺布连连祈求菩萨保佑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医疗天文机构免遭劫难。而我旗帜鲜明地与分裂分子进行了斗争，经受住了考验，立场更坚定了，觉悟也更高了。民主改革初期，藏医院也受到了极左思想冲击。有的人误认为藏医院是宗教的产物，"不科学"，故曾一度把藏医院改为以西医为主的综合医院。这时我心急如焚，四处解释藏医药学的科学性，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执着，为藏医学的身价和地位呼吁。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在听取了关于藏医工作的汇报后当即指出：藏医是一门科学，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对于这笔财富，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保护、继承和发扬。与此同时，恩师钦绕诺布被拉萨市军管会正式任命为拉萨藏医院院长，我为副院长。我们师徒俩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共同努力，扩建古老的门诊部，成立了医学遗产整理小组，首先记录和整理了恩师的医学著作《103种常见病的诊治》、 《200种草药的性能和作用》等，藏医学从此枯木逢春，有了新的生机。只可惜恩师钦绕诺布院长因病医治无效，于藏历水虎年（1962年）与世长辞，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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