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团结湖水利局的宿舍大院，穿过仅容一人通过的窄道，一间大约11平方米的小屋便出现在面前。

    “这个小屋是违规建筑。”一位在大院里生活了30多年的老人说。

    隔着玻璃，人们总能看见一个人坐在小凳上，打磨着牛角、来回上着鳔或是细心地画着什么……

    他就是杨福喜——“聚元号”的第十代传人，北京现存的唯一一家弓箭铺的主人。

    这间既是加工处又是店面的屋子很小，里面堆放着各种做弓的材料工具，以及成品弓。杨福喜笑着描述自己的屋子：“特别乱，东一个纸箱，西一个塑料袋什么的，有的朋友进来还以为这遭了打劫或刚搬家呢！”

    屋子东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牌匾，黑底金字，上面写着“聚元号”三个大字。

    杨福喜今年四十八岁了，留着一脸络腮胡子的他在工作间里只穿一件黑毛衣，一条老式系扣西裤，一双边缘已经破了的皮鞋。他的身上，还粘着一些不安分的木屑，星星点点。

    虽然2005年，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通过了专家论证，成为了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前国家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说，“全国除了‘聚元号’，基本上没有人会做民族弓箭”。

    但一位1975年就在团结湖宿舍居住的老人说，她从来不知道身边还存在这样一位民间艺人。直到去年年底，电视上播出了杨福喜做弓的事迹，她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做民族弓的邻居，知道“聚元号”这三个字后面还有被人忽略了太久的故事……

    接过父亲的弓
   
    中国古语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而杨福喜决心重开“聚元号”，继承祖业的时候已然已经四十岁了，早过了志学和立业的年龄。而这只能归结于历史的无奈。

    “聚元号”曾经辉煌过，建于明代的它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当年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买下“聚元号”，成为它的第八代传人。

    解放以后，“聚元号”在杨福喜父亲手里达到了它的一个鼎盛时期：为国内的射箭运动员做弓，出口弓到英国等地。1957年，他还用罕见的白牛角为毛主席做过一张弓。

    1958年，杨福喜刚刚出生的那年，国家公私合营，“聚元号”被合并入了当时的北京体育用品厂。

    后来又开始扫除“四旧”，弓箭作为封建社会的残余而遭到批判和遗弃，杨福喜的父亲杨文通被迫改行当起了木匠。在文革的动荡中，“聚元号”的牌匾也被砸了。

    杨福喜没能像父亲那样从小就学做弓箭，也没有体验过弓箭铺里的气氛。但或许是遗传，他骨子里就有种对弓箭的亲切感，从小就喜欢摆弄父亲收藏的弓箭，喜欢射箭，用他母亲的话说“他天生好这个”。

    1992年，环境松了许多，于是杨福喜萌生了要重振民族弓箭的念头。

    最初，他想把弓箭的发展和娱乐事业连在一起。他先后到过长城、故宫等旅游胜地，希望能在那里开设射箭这个娱乐项目，但都遭到了拒绝。

    杨福喜后来自己也想明白了：“那都是古迹，一个箭头弹上去，把墙打个坑，怪不得不让啊！”

    1995年，杨福喜又捧着父亲做的弓箭跑到了电影制片厂，虽然这次也没能实现他的娱乐计划，可是得到了那里负责人的肯定。杨福喜兴冲冲地跑回来对父亲说：“爸，我们做吧，这不是没有用的东西。”

    真正让他把这个想法付诸行动却已经是三年后了。1998年，听说北京八大处举行射箭比赛，杨福喜的父亲杨文通就带着自己做的民族弓去了。比赛只用国际弓，所以他没参加成。

    但这一去也没白去，当时国家射箭队教练徐开才发现中国居然还有人会做民族弓，惊喜万分。他立即劝说杨文通重拾弓箭制作，他对杨福喜说：“弓箭原来有十三家铺子，现在只剩下你爸一个人了，而且他年纪也大了，再不传就不好办了。纯手艺都不愿意传给外人，所以先给它传下来、保下来再说。” 徐开才还承诺给予帮助。

    于是，对弓箭的天生喜爱，父母和妻子的支持，再加上潜在商业利益的共同驱使下，杨福喜决定继承做弓这门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