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鲁迅先生的乡土小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道主流，在不同社会背景与人文思潮中，它又显示出不同的质素。大体看来，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有三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其一是被启蒙的乡土，在这里，乡土往往是以被怜悯、被批判的形象出现，作家对之怀着深切的爱哀怒憎；其二是革命斗争的乡土，在这里，乡土本身的存在已不那么重要，更多地成了一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场；其三是桃花源式的乡土，在这里，乡土是一种诗意的乌托邦式理想国。
 
　　20世纪末本世纪初，又出现了在现代化背景下，抒写传统文化及其变革的乡土小说，乡土在这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家大多面临变革的巨浪，对其衰落和式微表现出无奈与隐忧。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对于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处于变化的乡土表现出了一种文化的自信。最近看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就属于后者。它描述了一个村庄从无到有，从原始封闭到富足开放的历史，透过这历史，作者力图描绘近三十年中国农村的变革史，并扩而大之，试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文明进行独特思考。

　　与许多描写历史的小说对时间的精确交代不同，《美丽的村庄》只是说了一个大概，且叙述之口吻很随意，宛如晚饭后大槐树下讲古经的老者，一派中国式的叙述方式。在大致的背景下，作者讲起了严家台子从无到有的历史。第一代居民龙龙和凤凤来自水上，他们的上一代人严老喊和殷周氏因生活所迫贩私盐而被追杀，他们侥幸躲过劫难，却无处可去。于是，两人从船上下来，在淮河边一处无人烟的砂礓岗地住了下来，在此开垦荒地，生儿育女。小说在叙述这段艰难的历史时采用想当年的语调，举重若轻。龙龙和凤凤已经构想出了一个美丽的村庄，“让四个儿子东西南北各居一方，一家与一家相隔二里路，再往后一辈一辈往下胤，逐渐形成自己的村庄”，事实的发展亦是如此，严家台子人，用自己的双手开辟出了一块块良田，“胤”出了这个美丽的村庄。它几乎是理想化的、完美的，以至百年后又一代人规划村庄未来时，发现“严家台子头一代老祖宗就把后来几百年的村庄大致规划好了”；而村民们看到专家博士们的设计图时，也根本就无法接受认可。

　　岁月流逝，严家台子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现代文明也在一点点进入，古老村庄开始发生了变化。新的一代人向往外面的世界，朱文霞、严国勤、殷家传三人在上学时就偷偷爬上运煤的火车走出严家台子，但他们并未到达预想的目的地又回来了。他们发现可能一生都离不开这片土地，并第一次发现了土地的广阔和深邃。

　　《美丽的村庄》是一部村落史，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不是朱文霞，也不是龙龙和凤凤，而是严家台子这个村庄。不论这里的人事如何变迁，村庄都承受着一切，村庄不仅仅是指土地，还有美丽的淮河，在更深层意义上，村庄是水与土的结合。严家台子的人从水上来，在土地上扎根，死后灵魂又回归于水。无论如何，村庄是人唯一的栖息之地。

　　本书的作者还表现出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花鼓灯的旋律反复出现，它是淮河岸边人“一代一代顺着血脉往下传”的民间艺术，它“生在淮河水中，长在两岸土里，活在村人心中”，它是淮河流域文化的一种重要表征。祖先们从花鼓灯里谛听到了生活中的一切：悲与喜、乐与愁、常与变。花鼓灯对严家台子的人来说，几乎是无师自通的，把他们的生活用歌吟唱出来、用扇子舞将出来。在严家台子村的所有人眼里，花鼓灯就是生活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它离“生活最近”。外出求学的殷凤舞把花鼓灯扇子舞带到了大学舞台上，征服了所有观众，也征服了唱通俗歌曲的博士向东平，他从此不愿再唱那些流行曲了。通俗歌曲和花鼓灯在向东平心中的暗暗较量，表面看是两种艺术形式的较量，事实上却牵扯到两种文化。通俗歌曲极大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花鼓灯却是属于淮河流域的本土文化，它不仅是一种民间艺术，更是淮河流域人的精神象征。

　　不可否认，作者在小说中同时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隐忧。外面世界的闯入对村庄的影响贯穿于小说始终，尤其向东平一行人进入严家台子后，殷凤舞的犹疑、朱文霞的失望、村民们对没有农村气息的农村规划图的难以接受，表现出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激烈碰撞。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传统文明，是《美丽的村庄》的作者深思的问题。小说开始，严家台子第一代居民名叫龙与凤，是他们辟创了这座美丽的村庄，小说结束，年轻的一代又名为龙与凤，他们生于这村庄，长大后离开村庄去了外面的世界。相隔了百年，用的还是相同的名字，这并非巧合，而是作者的用心设计：龙和凤乃中华民族图腾，希图他们也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