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李明旭（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馆长）：可以说，我们西城区的群众文化目前是最好的状态。西城区委、区政府对文化的认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深化，文化兴区成为战略之一。区政府在文化设施投入上不遗余力，不久前2万多平方米的文化馆新楼刚刚交付使用；在经费上也完全保证，2008年批准预算达1100万元。政府对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方面有清醒认识，明确指示文化馆建楼是为了满足全区群众的文化需求，不是为挣钱，要全心全意做公益性活动，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张曙光（北京市海淀区文化馆馆长）：海淀区有它的特殊性，2005年海淀区成立了政府公共服务委员会，实行管办分离，公共委管文化馆的人、财、物、事，业务工作则归文化委管，政府花钱买服务，与文化馆成为契约关系。改革后公共委每年要进行绩效评估，一方面对文化馆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文化馆的服务意识，比如针对边远地区启动了文化培训工程，每周有20多个班在薄弱地区开展培训。但是这种管理方式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收支两条线，钱不能直接拔付，造成资金常常不能按时到位，就会影响活动的开展。

　　杨勇（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文化馆馆长）：政府财政上的支持，使我们馆的公益性得到回归。希望这次论坛能促成政策条例的出台，使文化馆工作有依据，可操作。

　　直面困难，寻找出路

　　杜立平（吉林省长春市群众艺术馆）：我们馆和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比较大，主要是馆舍和阵地建设投入方面。有的县、市、区因为没有资金投入，根本谈不上正常的工作运转。但同时也有一些亮点，比如今年在50周年馆庆之际，我们的新馆址确定下来，政府将投资2亿多元建文化大厦。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们要发现自身价值，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组织相应的活动。另外，我认为“非遗”是群文活动新的增长点，应该加以重视。

　　张书珍（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宫主任）：和平区文化宫曾有过辉煌，“和平杯”票友大赛在全国都很有影响。我认为，如果不为老百姓服务，文化馆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功能。因此，我们要努力争取好的外部环境，让老百姓从文化活动中得到乐趣，培养情趣。另外，我希望各地的群文项目可以更多地交流，在一个地方司空见惯的东西拿到别的地方就可能是新鲜的。希望馆长年会以后能达成项目上的交流。

　　俞宝玉（安徽省旌德县文化馆馆长）：我们馆非常穷，但活动开展得非常正常，这完全依赖于我们的职业道德。我们通过开展活动，拉赞助，才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1993年县里工资改革，将文化馆、图书馆改为差额拨款单位。2001年前文化馆馆址一直在县城中心，设群众文艺、文学创作、美术摄影组，有展览厅、画廊、娱乐室、录像室、电子游戏室等活动场所。2002年，因广场改造被拆迁，现寄居在文庙内办公。文化馆在职干部10人，退休干部4人。根据文化部制定的《全国群艺馆、文化馆评估标准》，我县文化馆没有达标，与要求相差甚远。

　　另外，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作为全民所有制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文化馆，我们是差额拨款，职工工资待遇普遍偏低，人均工资不到千元，就连办公用品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西。多数乡镇没有把文化站的办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文化馆站的业务经费为零。从近十年来看，群众文化活动数量不多，仅限于重大节假日、一些局部场所，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王薇（江西省南昌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在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公共文化网络体系是很健全的，而且有编制、有拨款，文化馆设备设施豪华，在我们中西部地区这是无法想象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市级馆召开文化站站长经验交流培训会，每个人只要交200元就可以参加培训，但一些站长表示来不了。我就很奇怪，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些文化站没了、垮了。

　　我认为，群众文化工作要发展，一定要让上级领导重视起来。现在我们看到，随着国家政策利好、中央政府的重视，文化馆将来不会再坐冷板凳，而是处在一个热点和焦点上。我们自己是否准备好了，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

　　温芬（四川省绵阳市文化馆馆长）：2007年我馆在努力尝试，按照文化部制定的《全国群艺馆、文化馆评估标准》去做，努力去争取一级馆的标准。我希望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东部地区，能首先树立一个标杆，这样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参照，比如省一级的馆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我们才有一个目标，否则出拳好像都是空的。

　　陈容子（四川省安岳县文化馆馆长）：在我们县69个乡镇都有文化站，都有人员编制和人头经费，我们有文化专干138名，经费已纳入当地财政直接支付。但问题是很多文化站成立之后，一年左右就会名存实亡，很多文化站都没有开展工作，只是变相地解决两个财政拨款的人员而已。我担心，再过几年，现在创建的一些文化站会不会就全不存在了。因此，我希望能够出台一些硬性政策，越具体越好，能够直接制约当地政府的一些做法，保证基层文化馆站的运转。

　　周邦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群艺馆馆长）：我馆将群众文化的基层工作负责到人，将相关活动责以专人，活动非常丰富，但经费不足，至今没有馆室。

　　杨树发（湖南省衡阳市群艺馆馆长）：我们当地政府对文化馆实行的是全额拨款，但只能保障人员工资，业务活动费用需要自筹，当前的工作非常需要相应的管理条例。

　　建藏（青海省同仁县文化馆馆长）：我县人口稀少，经济也不发达，地方官员观念也比较落后，而文化馆也成了“养老院”，总是安排干部家属进来“休养”。我自１９９３年当选馆长之后，杜绝了人事上的混乱，并着力使队伍年轻化。虽然有工资，但活动经费一分也没有。

　　我馆设在县政府内，连排练厅都被占用了，只好将服务重心放到基层。工作内容上我们坚持送戏下乡，在１２个乡镇、７５个村有１５个服务点，还有文化流动车。

　　我们渴望出台有关文化馆的条例。当地的官员不明白文化馆的重要性，曾要取消它，换成“农村文化服务中心”，我坚决不同意。作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名称不能轻易改换。我们是热贡艺术之乡，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我们当地就有４项，还是青海省唯一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群众文化大有可为，只是没有活动经费。

　　赵良超（青海省文化馆副馆长）：我馆现有４５人，离退４３人。本省６个州有５个牧区，经济比较落后，文化馆只有人头费，活动经费一分都没有，条件还比不上一些地区的乡镇文化站，馆舍面积远未达标，还是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房子，活动困难很多，与发达地区差距太大了。

　　潘恩（重庆市渝北区文化馆副馆长）：我馆一直是全额拨款，但应当拨付款为９０多万元，实际只拨４０多万元，还有４０多万元要自己去找。希望出台相关的正式条例，保证文化馆财政上有保障。

　　郭秋彦（山西省盂县文化馆馆长）：我馆现有１２人，是财政全额拨款，馆室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基本满足群众和政府的要求。文化馆工作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十七大以后，文化馆工作理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相关的政策条例也应当出台。但最重要的是，文化馆自身要有所作为。

　　勇于创新，探索实践

　　乔新谔（江苏省常熟市文化馆馆长）：我们原来的馆舍面积是3700平方米，准备拓展时，政府只给了580万元，但我们靠自我奋斗，有了现在1万平方米的场馆。固定资产总值也由原来的500多万元增加到了1500多万元。我们还拥有3套舞台设备和专业的录音棚。每年，我们通过自我创新开展服装节、旅游节等文化活动。每到周末馆里都是人山人海的，每天有3000多人在这里活动，据统计每年我们的接待量是40万人次左右。
能取得这些成绩是基于文化馆的内部改革，我们坚持文化“三服务”方向：为“中心”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经济”服务。另外，我们也在运作机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内部管理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我馆下设的青少年文化艺术活动中心有可容纳500人的现代化音乐厅、书场、戏迷舞台、琅环书屋、青少年网友中心、琴行等，并拥有近3000平方米的文化艺术培训基地、艺术展厅、舞蹈房等。

　　龙瑜生（四川省成都市群众艺术馆馆长）：我馆创办的以公益故事讲座为基本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成都故事”，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讲故事活动为基本方式，以群众最关心、最需要的各种话题为内容，从2006年9月16日到现在，连续开办近百场，场场座无虚席；推出10余个系列，个个精彩纷呈。上百位专家学者、文化名人、民间艺术大师纷纷登台，故事听众达4万人次。接受中央、省市各级媒体报道数百次，通过各种媒体传播的群众受益面达百万人次。“成都故事”已成为成都文化的亮丽名片和公共文化服务的特色品牌，被盛赞为成都人的“百家讲坛”。周末到群艺馆听故事已成为成都老百姓的一项快乐选择。专家评价，“成都故事”是惠及广大群众的优秀公益文化服务品牌。它不仅以优质品牌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赢得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而且，由于这个活动是群艺馆独立承办，重新塑造了事业形象，提高了在群众中的知晓度，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带动了事业的发展。为什么一项看似平常的传统活动项目能够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成都故事”现象是公益品牌文化创新的成功尝试。

　　于强（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文化馆馆长）：我们馆这几年在文化交流上搞得很有特色，定期和俄罗斯、蒙古等国进行交流，我们还希望把我们的项目带到全国各地进行交流。

　　崔世莹（江苏省海安县文化馆馆长）：我认为县级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应该延伸到农村去，文化馆要围绕怎样为农民服务做文章，加强文化馆对老百姓的凝聚力。在实际工作中，我馆首先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摸清当地老百姓的喜好，做到所有送下去的节目都必须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因此，在我馆的文化下乡演出中，我们将视野放宽，与其他区域剧团、艺术工作者合作，引进了一些当地老百姓喜欢而我们又无法提供的精品。比如，我们将外地知名的二人转的组合，还有吴桥的杂技等一些优秀的节目引进来，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

　　同时，我们认为，在开拓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还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这包括人才队伍的建设、经费来源的保障和丰富的艺术资源。在海安，我们基本做到了政府买单，老百姓看戏。下乡每演一场戏，政府保证给我们2000元的补贴，我们一年能演43场。同时，我们也注重引进一些急需的专业人才，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许君（江苏省通州市文化馆馆长）：我馆是国家一级文化馆，江苏省“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先进单位”，南通市文明单位。长期以来，我馆坚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以打造精品文化为抓手，创树小品品牌为龙头，通过小品创作，激励其他艺术创作；以小品艺术的发展，带动、激活民俗、民间文化的发展。借助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送戏下乡等平台，带动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仅近三年，我馆创作的文艺作品共获国家级奖项22个，省级奖项18个，市级奖项7个。今年10月，我馆创作的山水画《溪山清泉》参加了上海国际艺术节优秀书画作品展；小品《特别交警》喜获第十四届群星奖。

　　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我们要充分体现和发挥文化馆的服务性功能，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激发文化馆业务人员的工作热忱，把服务意识根植心田。因此，在文化馆内部形成一套符合文化馆实情，有利于文化创作和服务，有利于促进文化发展的激励机制，就成为当务之急。

　　周兆祥（湖北省宜昌市群艺馆馆长）：我馆是第十四届群星奖音乐决赛的承办单位。群艺馆、文化馆是公益性场馆，要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找准位置，发挥作用，就要做社会上其他机构和个人不愿做、做不了的事业。八艺节期间，我们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广场文化活动月月有、周周有，每场活动政府有５０００元的补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我们的工作内容，我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７项，在全国只在泉州、苏州之后，排名第三。

　　莫负东（重庆市北碚区文化馆馆长）：改革之初，大家认为文化馆“应当自立，自己找饭吃”。我馆自１９９３年实行差额拨款。后来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取得了丰硕成果。我馆也将于明年实现全额拨款，财政拨付将达１００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