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64岁的吴绍进听老辈人讲过一些。如果不是侄子吴宗辉问起来，他不会想到，在老屋阁楼上竹篾箱里装着的那些破破烂烂的纸片，竟与他的家族紧密相关。

　　吴宗辉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学校的契约文书博物馆收藏的10万多件文书，他翻过不少。那些文书，多源自乡间农户。2017年暑假，回到老家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大伯把一沓沓文书摊在他面前，吴宗辉此时才知道，家里不仅有百余件旧文书，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00年。多年来，这些记录了家族诸多重大事件的契约、账簿、字据，用旧报纸随意包裹着，放置在少人问津的角落，纸张已经脆化，水浸、虫蛀的痕迹触目皆是。

　　在庆元、在丽水、在浙江，在千千万万农户的阁楼上，还藏着多少这样的文书？它们的境遇如何？返校后，吴宗辉与余承霖、石靖菁、周思敏等同学自发成立了“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近两年来，课题组成员分头行动，奔赴浙江各地的多个村落展开田野调查。

　　下乡：走近历史

　　俗话说：“口说无凭，立字为证”。自古以来，无论是买卖租赁、分家继承，还是雇佣赋役、纠纷诉讼，文书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些年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就不乏记录契约的铭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更是展示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不过，或许是因为文书实在太常见了，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课题组的第一次调查，就到了吴绍进家。

课题组正在清点吴绍进所藏民间文书

　　“这个东西，平常谁会去特地看啊？要不是宗辉发现，我都不知道这个有用。”面对周思敏的提问，吴绍进直言不讳。

范延周招赘文书 

　　经过清点，吴家所藏文书共计114件。年代最早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一件田契，文书约定：范义舜将自家田产“卖与本家礼行叔”。而写在一张红纸上的招赘文书，则记录了1946年这个家族的又一件大事：范延周年岁已高，无力耕种，“左思右想，朝夕不安”，决定将女儿“配与西垟村吴达德为妻”，“生下男儿，长子继入范家为嗣”，“二、三子继入吴家为嗣”。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吴家收藏的文书大多与范氏有关。

　　在金华、衢州、绍兴等地，课题组也找到了多个藏有文书的农户。生活在金华市婺城区的曹大伯，虽然没上过学，识字不多，但听朋友说古旧字画很值钱，就赶在老房子拆迁前，到里面好好搜寻了一番。没找到字画，却在酒窖里找到了200多件文书，装文书的木箱已经霉烂了，纸张也潮乎乎的。

　　“（文书）原来是一包一包地包起来的，有的三五张，有的七八张，外面再有个纸套子一样的东西套住，看不见里面长什么样。”按照那位朋友的指点，曹大伯把盖着红色印章的文书挑选出来，因为有了官印就更值钱，他又买来毛笔、糨糊，把破损的文书按自己的想法修补了一番。

　　“您考虑过您的修补对文书会有什么伤害吗？”调查时，余承霖这样问。

课题组将金华市档案馆藏两张文书残页成功缀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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